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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金融化与实体经济不平衡原因和对策研究

来源:未知
  

摘要:经济金融化,是指金融活动占社会总体经济活动的比重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实体经济,是指非金融或者泛金融行业。对经济金融化与实体经济关系相关文献进行概述,分析了我国经济金融化与实体经济不平衡现状,接着探究了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提出采取适度松紧的货币政策、全力落实减税降费措施、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加速经济结构转型等改善我国经济金融化与实体经济不平衡的建议。
 
  关键词:经济金融化;实体经济;货币政策
 
  一、我国经济金融化与实体经济关系文献简述
 
  对于我国经济金融化程度和实体经济的发展,目前有不少国内学者的文献,从不同角度来解释说明两者之间的关联。
 
  经济金融化程度加深得过快,往往和货币政策的宽松密不可分,市场中的高流动性,才能撑起愈来愈频繁的金融活动与越来越大的金融业增加值。所以,传统理论一般认为,“货币供应量增加—实际利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下降—企业投资率上升”已成定论。在这个机制下,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从而使企业的利润空间增大,增强了投资实业的意愿,提振实体经济。因此,经济金融化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贸易发展、缓解总体收入不平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应将其视为常态并采取多种政策进行扶持。
 
  然而,近些年来相对宽松货币政策所释放的流动性,却没能滋润我国的实体经济,反而出现资金脱实向虚、实体单位空心化等现象。
 
  赵磊、肖斌(2013)认为,虽然经济金融化带来了暂
 
  时的欣欣向荣,但给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带来了严重不平衡。[1]
 
  张慕濒、孙亚琼(2014)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视角,明确了金融资源错配问题的存在,是经济金融化的成因。具体表现是以利润为导向的资金配置方式不够显著,国有控股的大中型上市公司还是有预算软约束,多数实体经济金融化是由金融资源供给的增加而不是公司主营业务利润的增长,从而进一步产生消极影响作用于实体经济的金融环境。[2]
 
  姜松、黄庆华(2016)探究了经济金融化给我国城镇化进程造成的影响,选用门槛面板模型,明确了合理
 
  的经济金融化水平可促进城镇化发展的;相反,不合适的金融化程度会造成资金脱实入虚,进而抑制城镇化水平。[3]
 
  张成思、张步昙(2016)从经济金融化的角度,用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渠道获取利润比例上升作为经济金融化的关键特征,对我国实体经济投资率下滑之谜现象分析讨论。结果表明,经济金融化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实业投资增长率,而且使货币政策刺激实体经济的作用降低,同时金融资产的风险与收益错配也给实业投资带来消极效果,并且这种效果随金融化程度加深而提高。[4]
 
  二、我国经济金融化与实体经济不平衡现状
 
  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与金融市场的完善,经济金融化的脚步也随之加快,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储蓄转化为投资,使实体经济得到了大量资金的注入。然而近些年来,经济金融化程度加深过快,已经无法与实体经济的水平相匹配,造成虚拟经济逐渐主导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对实体经济产生了挤出效应,抑制了其正常发展。
 
  经济金融化程度的衡量和测度一直是热门的课题,许多学者都有各自独到的见解。本研究则借鉴认可度较高的两个指标,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视角来阐明我国经济金融化程度的现状。
 
  第一个指标是每年的金融业产值和国内生产总值
 
  (GDP)之比。这个指标代表了当年金融行业对GDP的贡献度,从宏观上测度了经济金融化,可以较好地反映整个社会金融化的程度。
 
  第二个指标是非金融上市企业利润金融化率。整个指标选取了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每年通过金融资产渠道获得利润与总净利润之比,从微观上测度了经济金融化程度,反映出实体经济盈利能力对金融资产的依赖度。
 
  这里要解释的是,Krippner(2005)认为,不动产行业和金融行业联系紧密,类似研究都把房地产与传统意义上的金融行业作为泛金融部门一起探讨[5]。本研究的金融行业就是指泛金融行业。研究中的非金融部门,是指金融、房地产之外的其他行业,即实体经济。同样,研究描述的金融资产利润也涵括投资性房地产获取的收益。
 
  本研究选取我国1999—2018年连续20年的年度数据进行分析。首先从经济金融化的相关指标走势图发现,无论是宏观角度的金融业产值与GDP之比,还是微观角度的非金融上市公司金融资产获利占总净利润之比,在这20年间基本处于螺旋式上升的趋势,并且上升幅度较大。宏观指标金融业产值比GDP,从1999年的5%上升到2018年的7.7%,其间最低的是2005年的4.06%,最高的是2015年的8.44%;微观指标非金融上市企业利润金融化率,从1999年的5.9%上升至2018年的22.95%,其间最低的是1999年的5.9%,最高的是2015年的26.01%。尽管这两个指标近3年来由于市场
 
  流动性相对紧缩都有所小幅回落,但是这20年间的总体显著上升,表明无论从宏观或微观角度,我国经济金融化的程度明显加深。
 
  测度实体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有许多,本研究选取了两个指标,分别从货币生产效率与固定资产投资两个维度来衡量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状况。
 
  第一个指标是货币生产效率。使用年度M2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来表示,该指标意味着当年每拉动一单位GDP所需的M2单位数量。这个数值越高,货币使用效率就越低,也就侧面印证了实体经济发展效率相对偏低,反之则高。
 
  第二个指标是固定资产投资。采用年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来测量实体经济,此指标更为常见,故不再赘述。
 
  测度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状况的这两个指标,同样使用1999年到2018年,共计20个年度数据。分析M2与GDP的之比可以清晰的看到,相比于我国经济逐渐进入中高速前进的2009-2018年,在我国经济高速运转的1999-2008年,该值相对较低,说明货币效率更高,实体经济发展速度更快。尤其是我国经济近20年来最火热的2005-2008年,整个数值是不断下降的。尽管这两年整个比值略微有下降趋势,不过相比过去仍然处于高位,表明近些年来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步伐确实有放慢的趋势。再看年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这20年来处于一个类似“M”型走势,2009年以前是一个高速增长并且高位徘徊的状态,之后这个增长率便快速下滑,从固定资产角度反映出近些年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得并不理想。
 
  在经济金融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传统理论往往认为,这种情况是可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即经济金融化趋势和实体经济发展应当表现出协同效应。通过上面的数据与分析,1999年至2018年间的前10年左右(1999-2008年),这种协同效应是存在的,即我国经济金融化趋势与实体经济的发展是平衡的。然而在这期间的后10年左右(2009-2018年),这种协同效应变成了一种挤出效应,即我国经济金融化趋势与实体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如图1所示:
 
  图1:1999—2018年我国经济金融化趋势与实体经济
  三、我国经济金融化与实体经济不平衡原因探究
 
  从前面对我国经济金融化现状的描述可以看到,经济金融化程度超出合理区间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长期宽松货币政策下释放出来的流动性溢出,未按预期进入到实体经济,而是在金融体系即虚拟经济中空转,导致两种经济形式的发展不平衡、不匹配。
 
  具体来说,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当中,经济周期处于低迷的时期,适当宽松的货币可以刺激社会生产,提振经济发展。我国从90年代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开始,经济开始高速增长,GDP年增速常年处在10%以上。1997年金融危机后,我国采取央行降息等一系列手段,让货币政策在那段时间里处于宽松状态。最终我国危机期间平稳过渡,迎来了新千年后首次连续5年GDP年增速在10%以上的时期。可以看到,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全球性的这种系统性危机中,对危机的扩大有很好的抑制作用,对危机后的经济复苏有明显的正向效应。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央行同样降息,国家还采取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政策,往市场投放了大量的货币,我国GDP的增长值2010年重回10%,人们似乎看到了经济再度走高的预期。为了防止经济过热,我国央行还从2010年到2011年间连续升息5次,向市场传递出缩紧银根的信号。在经济繁荣期,适当缩紧银根只是为了让市场更理性,国家不能而且也不会去阻挡经济上升势头。不过事与愿违,央行升息后的2011年,我国GDP增速下滑,经济下行的压力让央行从2012年起又开启了降息通道,并且采用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如SLF、MLF等一系列的方式向市场释放流动性。令人意外的是,央行的放水使M2供应量增加,但是并未给GDP的增速带来提振,一直到2018年时GDP年增速已经降至6.6%。对比起1997年、2008年的危机,同样是宽松的货币环境,市场
 
  的反应却截然不同。1997年开始连续降息后市场大概用了两年企稳回升,5年恢复元气,重回正轨,之后即使升息,经济也发展很快。而2008年危机后,2009年向市场大量释放流动性,当年回暖,不到两年市场就给出了GDP增速过10%过热信号,不过一升息就出现经济下行迹象,市场再降息也没有提振GDP的效果。
 
  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能提振经济发展这个理论并不是不再适用了,因为这是有适用条件的。我国在2008年后遇到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经济周期进入萧条的危机,而是经济结构上的危机。这种需要通过经济转型解决的危机,是无法通过营造一个宽松的货币环境来处理的。在经济转型时期,这样向市场大量投放货币,反而会造成资本聚集推高资产价格产生泡沫,造成高通货膨胀、低生产力的滞胀状况,抬高生产成本从而影响实体经济的投资与收益。这是由于,在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的时期,资本会去寻找新的投资点。不过这些投资点往往是新兴行业,在投入与风险都较大的情况下,如此庞大的资金总要寻找赚钱并且可靠的出路。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流动性充裕是件很容易的事,于是这些资金无论是金融行业的还是非金融行业的,都大量地进入到金融体系内部形成空转,资金生资金的例子屡见不鲜。具体表现在我国的市场在1年内就转动了1圈“美林时钟”,从2014年开始股市、债市、商品市场、楼市先后出现一波爆炒。与其说是改革牛,但其本质还是放水牛,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金融资源的严重错配现象,金融机构的资金不敢流入高收益但是风险高的新兴产业,却流向了金融行业内部空转,或者给了一些规模大的传统行业的企业(大型国企为主),这些企业又将资金往金融行业里投。周而复始,市场中的货币越来越多,生产力却跟不上,通胀压力大,成本上升反过来侵蚀实体经济的利润,被金融行业吸收的资金也挤出了实体经济的投资。
 
  总而言之,资金脱实向虚带来的经济金融化,宏观上表现为每单位GDP所需的M2增多,意味着不少货币被分割在金融体系而无法进入实体经济的扩大再生产;微观上则表现为非金融企业从金融渠道获利占比上升、金融资产比例提高、金融资源错配以及金融杠杆率增加等。可以看出,在经济结构升级转型时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经济金融化和金融杠杆程度的加深,影响了实体经济的投资与回报。
 
  四、我国经济金融化与实体经济不平衡的对策
 
  (一)采取适度松紧的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的方向与力度要和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不能一味按照理论制定政策,需结合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也处在全球经济发展的瓶颈式世界,全球的普遍较低利率带来流动性过于充裕。因此,货币政策的制定一定要有所针对,不能对任何产业、全部企业一视同仁,在优化与调整产业结构的背景下,引导货币进入最需要的行业与公司,不要让过分充足的流动性游走在落后产能、拥有大量过剩库存以及已经是高杠杆的行业和公司中。货币政策执行一定要到位,着眼于既定目标,避免朝令夕改而使货币政策有效性大打折扣。
 
  (二)全力落实减税降费措施
 
  减税降费的各项政策与措施,特别是对小微企业、创新型企业、民营企业等,是我国当前重要的一项战略举措。因为现在这个时期我国有进入流动性陷阱的可能性,货币政策的效果则会不太理想,导致出现经济金融化程度与实体经济发展状况不平衡的情形,充足的流动性却无法刺激经济。所以,在货币政策效果不尽如人意时,财政政策就成了调节经济的另一只手。这其中,尤其要对融资难、筹资贵,但又是我国如今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产业或者公司,给予各项税费方面的最大优惠,直接降低其成本、打开利润空间、积极促进他们的发展。
 
  (三)大力发展普惠金融
 
  经济金融化趋势与实体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
 
  因之一,是金融资源的错配。即需要金融资源的得不到,但不必要有这些资源的就很容易获得资源。因此,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事业,让普惠金融成为各级金融机构和相关部门的前沿业务,督促他们尽全力使中小微企业、个体商户、合作社以及个人等得到金融资源的支持。在此过程中,参与普惠金融事业的金融机构与相关部门应该以金融科技为载体,简化金融资源需求者的业务流程,加快线上审批流程,方便他们更快地获得资源。同样,普惠金融的普及能使金融更好地回归本源。
 
  (四)加速经济结构转型
 
  我国的经济发展逐步进入新常态之后,加速经济结构转型,成了保持经济中高速且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这就要求政府部门以及相关机构必须审时度势,根据经济结构的需要,制定相关政策或者法律法规,淘汰落后产能、夕阳产业,压缩过剩库存,去除过高的金融杠杆,化解潜在的各类风险。除此之外,还需指导利好的政策和举措,具体落实到科技创新型企业、朝阳行业以及当下最优经济结构所必要的相关部门,加速其发展的脚步,早日完成经济结构转型。
 
  参考文献:
 
  [1]赵磊,肖斌.经济金融化何以可能——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读[J].当代经济研究,2013(3):61-65.
 
  [2]张慕濒,孙亚琼.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经济金融化的成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J].经济研究,2014(4):81-90.
 
  [3]姜松,黄庆华.中国经济金融化对城镇化影响的总体效应与阶段特征[J].金融论坛,2016(4):16-33.
 
  [4]张成思,张步昙.中国实业投资率下降之谜:经济金融化视角[J].经济研究,2016(12):32-46.
 
  [5]KrippnerGR.TheFinancializationoftheAmericanEconomy[J].Socio-EconomicReview,2005,3(2):173-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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